的海州变法一定要用体系和制度去作保障才行。

甚至制度也不是最重要的，因为制度也会僵化、变形。人与制度的结合才是最重要的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早在靖康元年时候，安宁就曾发现，在海州地方治理方面，明社的地方自治制度，在青州、河北的地方执行中，已经存在明显问题。

海州是首善之地，有陈颙、蓝细禾、吕子曰那么多人每天盯着，它的地方自治发展得还算理想。但是到了金州、青州、河北等地方时，所谓的地方自治，就满不是那么回事。

在这个皇权威严的时代里，指望那些鹌鹑一样的地方乡绅组织议会完成监督辖域内的“父母官”，达到地方自治的目标，无异缘木求鱼！问题主要出在三个方面：

其一是地方人才的不均衡，没法选出最合适的人担任地方管理的重任。而有些地方却又人才泛滥，由此带来了严重的人才浪费。

地方官吏中，除了明社派驻的少量人员外，州府县乡保甲的多数人选，都是大宋官僚系统的原班人马打散编制后，又重新委任的。

所谓县官不如现管，这些官吏不敢对抗明社组织。他们在明社发布的官员考核制度下，的确也能发挥其能动性。但同时，这也让他们更加漠视地方议会的监督做用。

州府县乡的地方议会，也没有真正监督官员的权力和胆气，它就渐渐地沦为配角。因为相比明社组织的强大，地方上不但人才匮乏，而且议员的私人利益也在那里摆着。

如果这些议员们不能发挥出对地方官吏的绝对监督能力，那他们就要设法保护自己的利益不会受到官吏的报复。最终能做的就使奉承官吏，把自己摆在权力的吹捧者位置上。

久之恶性循环，这些地方的议会组织、议员们甚至会争相成为地方官吏的打手、帮凶，转而对那些底层的百姓利益诉求进行压制或出卖！

其二是明社借助救灾等机会，买断了地方百姓的土地私产。然后再重新分配下去，编订保甲，收取赋税，征发徭役、兵役等等。

这固然是解决了土地不断向豪强集中的弊端，但也在法理上确认了，本地多数的土地，以及附着在土地上的人口，其主权都归明社所有，地方议会甚至无权管辖它们。

而且他们也不敢啊！这个时代，皇权至上的观念早已深入骨髓。昔日大宋在河北等地施行的“西城所”制度，这才废弃几年？地方议会又怎敢与明社“争利”？

尤其在这两年快速发展后，本着开发便捷、成本控制的思路，地方官府总是避开那些有自己地契的私人田宅，优先选在征用成本更低、操作流程更快的明社产业上开发项目。

于是一个让安宁目瞪口呆的趋势就是：

“城乡二元化”这种后世让他深恶痛绝的不公平现象，开始在海州特区大规模地发生了。那些拥有私产的人家，逐渐被排斥在海州发展的收益之外，日趋没落，沦为新的社会底层。

其三是在一些县乡级别的议会中，议员们既然转而奉承地方官吏，那么地方官吏也要投桃换李，给这些议员们的家族发展开些小口子。

这样一来，乡绅豪强家族开始发力。为了避开“五户为伍”的家族切割，一些势力较大的家族开始有意识地把“宗祠”变成执行家法的场所。

他们试图利用家族的团伙势力，绑架那些有离散倾向的家族成员，许多平民百姓的安全已经开始遭到威胁。

而且因为这些乡绅恶势力的逐渐成长，他们不可避免地伸出触角，逐渐开始掌控一些地方的议会、刑狱系统，使受到冤屈的百姓无处说理。

安宁才真正开始反思自己的治政失误，并重新审视这个时代的科举利弊。科举未必是最好的制度，但却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制度。

它能把天下的人才源源不断地聚集起来，然后再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