情况不一样啊。” 杨伯涛抬起头，眼神中满是恳切，“我在棉纺厂工作一辈子，对棉纺厂有感情，而且棉纺厂刚刚购置了设备，明年就有可能起死回生。”

他的声音微微有些颤抖，“这个时候让我下来，我倒不是贪图厂长这个位置，我是担心这 3000 职工该怎么办？3000 职工背后是 3000 个家庭，还有不少厂里的职工是双职工、三代棉纺人。他们都是为东原的改革开放做出过贡献的，这要是企业停产，包袱不都甩给政府了？周会长，咱们可不能办这种事啊。”

如今，魏昌全兼任着农业局的党组副书记和农业开发总公司的一把手，也深感企业生存的压力很大。他放下手中的筷子，神色凝重地说道：“杨厂长都是自己人，别唱高调了，说什么为改革开放做出贡献，难道政府没给工资？我说句实话，但现在这事你找周会长意义不大吧？我觉得你应该找分管副市长臧登峰，把问题交给他，让他拿到市政府研究。杨厂长，3000 人的大厂，经营上可不敢出问题，这要是出了问题，会引发社会性动荡的。市政府会想办法的。”

杨伯涛何尝不知道会引发社会性动荡？但是，动荡也是杨伯涛几人计划的一部分。从正常经营来讲，企业确实勉强能实现盈利，但是杨伯涛心里清楚，棉纺厂作为 3000 人的大厂，如今真正在一线从事生产工作的已不足 1000 人。棉纺厂是 1955 年成立的，到现在已经运转了接近40年，第一批参加工作的职工已经退休，这些职工的养老问题都由棉纺厂承担，这部分工人大概有三四百人。随着时间推移，退休的人会越来越多，包袱会越来越重。

另外，整个棉纺厂下属六家直属厂和配套厂，大小厂长、各级行政、工团妇青等二级机构的部门行政干部和管理人员加起来，还有四五百人。整个棉纺厂有不少关系户和吃空饷的人，名义上是棉纺厂职工，实际上棉纺厂领导连人都没见过几次，只拿工资不干活。这样的特殊群体严重影响了棉纺厂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—— 大家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，凭什么这边累死累活，那边班都不爱来，照样拿一样的工资？棉纺厂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极差。当然，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监守自盗也非常严重。

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管理上的问题。杨伯涛在几年前还是把棉纺厂弄得风生水起，各项工作在市里面名列前茅，后来之所以没了斗志和干劲，是因为外界让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。同样干纺织、当厂长，规模小的私人厂老板一年都能挣几万、十几万，而自己当大厂厂长，辛辛苦苦一年下来，每个月拿到手工资不到300块钱，还不如一个南方民营厂小工的工资高。再加上东北的破产潮，这让杨伯涛觉得，如果能将棉纺厂变成私营企业，自己完全有能力可以盘活企业，进行大刀阔斧改革，撤销没用的机构，开除吃空饷的人员，留下真正干活的老职工，那时效益也会好一些。当然，杨伯涛这样想，最终目的还是想自己多挣些钱、捞些实惠，不然一旦退下来或退休，棉纺厂就和自己没关系了。

杨伯涛一边喝酒，一边又与几人说了些好话。酒杯在众人手中传递，酒精的作用下，气氛愈发凝重。周海英此刻欠杨伯涛一个人情，他咬了咬牙，眼神中闪过一丝坚定，硬着头皮答应下来：“行，我愿意去市上试试，到底能不能成，还要看市纪委书记林华西会不会卖自己的面子。” 说罢，他端起酒杯，一饮而尽，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。

散场之后，周海英看向了魏昌全，说道：“昌全，你跟我出来一下……。”

第二天，飒飒秋风裹挟着些许凉意，掠过东洪县的大街小巷。前一日与环美公司的座谈和谈判略显松散，双方团队的讨论漫无目的，与其说是招商谈判，倒不如说是一场普通的交流。虞家林虽未明确反对，但投资意向始终模糊不清。为了